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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堂后备网址·广发策略:全球价值链缔造A股科创范式

时间:2020-01-11 18:32:46 点击:3685次

乐天堂后备网址·广发策略:全球价值链缔造A股科创范式

乐天堂后备网址,【广发策略戴康团队】新生态:全球价值链缔造A股科创范式 ——A股“进化论”(三)

戴康、倪赓

报告摘要

前言:新生态:全球价值链缔造A股科创范式

我们通过十余篇专题厘清A股生态结构发生的三大变迁,本篇为A股“进化论”系列报告第三篇。旨在:随着十九大“高质量发展”新的科创政策周期启动,从全球价值链“再分工”视野中缔造全新的A股科创范式。

全球“再分工”新格局引领国家产业变革

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承接力强化、G2贸易摩擦等前所未有的国际分工“挤压效应”,如何找寻新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我们试图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NIS)勾勒未来新的科创制度生态。

海外经验:发达经济体如何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美国作为“全球创新标杆”NIS最为典型,具体包括财税支持、科研机构空间布局、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推演新型国家创新体系“三分法”,厘清A股产业政策信号

A股科创范式之一:为了更清晰地把握“新时代”科创政策脉络,可以沿着NIS找到政策提振A股风险偏好发力点,提前布局相关产业/主题投资机会。可以拆成政策、资金、基础设施体系厘清A股产业政策信号。

跟踪“三分法”系列指标,筛选A股高成长板块

A股科创范式之二:为“自上而下”式筛选A股高成长科创领域提供新的方法,可以跟踪NIS系列指标寻找A股自主可控、新经济等产业/主题发力点,重构成长板块。根据“三分法”划分,新型NIS值得跟踪的系列指标如下:1)政策体系,包括战略新兴产业景气度(国家信息中心定期披露)、政策强度(政策文件发布频次、领导 人讲话/重要会议提及频次)、税收优惠力度等;2)资金体系,包括R&D内部经费支出金额(大中型国有企业)、政府引导基金(国家大基金)投向等;3)基础设施体系,包括有效发明专利数、知识产权技术合同成交额、产学研空间载体重点产业方向等。

综合“三分法”系列筛选指标并按照国家创新动力(参照表9)分档排序如下:1)第一档:计算机、生物医疗,重点细分领域包括计算机软件、大数据、AI、化药制造等;2)第二档:军工、电子、通信、汽车,重点细分领域包括航空航天、集成电路制造、5G、新能车等。

报告正文

前言:新生态:全球价值链缔造A股科创范式

16-18年,A股点位经历一轮轮回、接近原点,而生态环境已现巨变。A股策略研究需要再度跳出原有框架,我们探寻“进化论”,投资者适者生存。在我们“A股生态大变迁”的系列报告中,我们将通过十余篇专题厘清A股生态结构发生的三大变迁,在相应背景下A股投资策略需要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以探寻一套新的策略研究框架(参见总篇《新生态,新均衡,新方法—A股“进化论”(一)》)。

次篇《新生态:温和去杠杆路径下的A股展望——A股“进化论”(二)》是在我国十余年主动温和去杠杆下,挑战与创新原有加杠杆模式下的A股盈利分析框架。

本篇为A股“进化论”系列报告第三篇。旨在:随着十九大“高质量发展”新的科创政策周期启动,从全球价值链“再分工”视野中缔造全新的A股科创范式,重构A股成长板块。

我国正在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承接力强化、G2贸易摩擦等前所未有的国际分工“挤压效应”,如何找寻新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本篇通过解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NIS)为A股成长股投资新生态提供新的策略研究框架:1)A股科创范式之一:更清晰地把握“新时代”科创政策脉络,可以沿着NIS找到政策提振A股风险偏好发力点,提前布局相关产业/主题投资机会;2)A股科创范式之二:为“自上而下”式筛选A股高成长的科创领域提供新的方法,可以跟踪NIS系列指标寻找A股自主可控、新经济等产业/主题发力点,重构成长板块。

1 全球“再分工”新格局引领国家产业变革

新一轮技术变革引领国际分工新格局,我国面临三重“挤压效应”:1)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逆向回流”;2)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承接力强化;3)G2贸易摩擦剑指“中国制造2025”。至此,我国新一轮创新政策周期开启,当前科创重点集中在自主可控、新经济等先进制造业。政府如何“自上而下”引领市场切换创新动能?我们试图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勾勒未来新的科创生态。

1.1 全球价值链“再分工”重构国家制造业竞争新格局

全球经济动能切换叠加新一轮技术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新分工格局:1)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充分认识到实体经济重要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及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快速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整体延续复苏向好态势,但贸易主义、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仍在存在不确定性。2)第一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由超链技术带来的解决信息高速流转的技术革命在过去20年内没有更本质的进化,例如硬件上,CPU的运算速度和硬盘的存储能力遇到瓶颈,摩尔定律遇到物理上的挑战。因此,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逐步兴起,2017 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提示未来5-10年全球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包括人工智能(能机器人、认知专家顾问、机器学习、自动驾驶汽车等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

历史上共出现过4次较大规模的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1)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国转移;2)60至70年代,日、德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3)80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把低技术型产业向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大陆转移,中国受益成为全球“制造中心”;4)2011年以后,中国将部分中低端过剩产能开始向印度、泰国、越南等新兴市场转移。新的革命性生产方式重塑制造业,先进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竞争的制高点,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逆向回流”、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承接力强化、G2贸易摩擦剑指“中国制造2025”等新趋势对我国制造业升级形成三重“挤压效应”,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迫切性提升:

趋势1: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让高端制造业“逆向回流”

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纷纷把国家经济结构战略向“再工业化”调整,并鼓励和引导部分海外制造业迁回本土发展,包括本土重建新厂扩大规模、减少海外建厂及采购等形式:1)政策层面,新一轮技术变革及摆脱金融危机背景下,发达国家集中制定重振制造优势规划,比如美国09年后发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15年发布《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英国发布《英国制造2050》等。2)企业层面,奥巴马任期内通用电气、卡特皮勒、惠而浦、苹果等知名制造企业将部分生产线迁回本土;特朗普同样主张制造业回归,甚至提出高额边境税来增加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福特、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电信运营商Sprint、卫星通讯商OneWeb等均纷纷选择把生产基地留在美国。

趋势2: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承接力强化

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比较优势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一些跨国资本直接到新兴国家投资设厂,比如耐克、优衣库、三星、船井电机、富士康等知名企业。目前,下游代工厂的产能转移(电子代工业、低端化工业等)正进一步带动中上游企业加快产业链转移。

趋势3:贸易保护主义抬头,G2贸易摩擦长期指向“中国制造2025”

贸易保护主义及“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下,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在今年不断升级。根据新华网,7月6日,中美双方首批加征关税正式实施,美国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中方立即实施对等反击。短期来看,贸易摩擦意在缩小美中贸易逆差;长期来看,美方加征关税重点涉及中方“中国制造2025”领域(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新能源装备等),中美贸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仍然存在,美国可能依然针对中国制造业升级采取多元化贸易措施,“倒逼”中国强化国产核心科技自主可控替代趋势。

1.2 新一轮创新政策周期开启,我国目标指向“制造强国”

回顾我国产业政策变迁,从我国在改革开放40年高速发展后,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条件与市场环境发生明显改变,潜在生产率趋于下行。因此,产业政策的重心开始围绕转型与升级展开,2009年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大致经历以下时期:

第一阶段(2009-2011年):后金融危机时代,十大振兴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成稳增长引擎。政府于09年初陆续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重点发展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纺织业、装备制造业、船舶制造业、电子信息、轻工业、石化工业、物流业、有色金属产业等十大产业,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措施。

第二阶段(2011-2015年):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产业变革主力。2010年9月8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内容主要覆盖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5年期末,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

第三阶段(2016-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先化解传统产能过剩产业。从去产能目标看,钢铁“十三五”规划目标是压缩粗钢产能1-1.5亿吨,煤炭“十三五”规划目标是淘汰落后产能8亿吨,16-17年间去产能成效显著,利润表改善较为明显,并且已经从钢铁、煤炭过渡到电解铝、火电、化工等其他领域。

全球分工格局重塑给我国形成了三重“挤压效应”,通过创新要素驱动实现“制造强国”迫切性日渐增强。以十九大报告为政策信号,标志着我国新一轮产业政策将围绕科技与创新展开,供给侧改革思路由“去产能”向“补短板”领域倾斜: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以质量为主线,“制造强国”政策重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基础工业升级是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基石。根据《中国制造2025》,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将实现自主保障,航天装备、通信装备、发电与输变电设备、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产业急需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的先进制造工艺得到推广应用。

绿色制造是叠加“美丽中国”战略下的新动能。按照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一方面通过对传统制造业进行绿色化改造,如钢铁、有色、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重点包括装配式建筑、地下管廊等领域,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储能等。

用战略新兴产业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在“四新”(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背景下,“十三五”时期战略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边际扩围,重点包括数字创意、基因测序、柔性显示(OLED)、人工智能、物联网、5G、空天海洋等新动能。

1.3 如何“自上而下”切换动能?——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三重“挤压效应”环境下,政府如何“自上而下”突破核心技术、发展先进制造业,在全球“再分工”格局中占据优势位置?按照顶层的最新规划路线图,7月1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从“人、财、制”三大维度规划我国科创发展路径,具体包括给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完善创新投入机制和科技金融政策、建立创新联合体、扩大科技领域对外开放等。

如何系统地诠释政府引导产学研主体实现真实的自主创新?基于西方国家创新理论,我们试图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简称NIS)勾勒我国未来新的科创生态:

回溯西方国家创新理论,Freeman(1987)认为,政府必须大力支持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短期战略(如工资或汇率变动)对于增强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有限。根据Nelson(1993)和Patel、Pavitt(1994)的观点,创新系统由四个要素构成:制度结构、激励制度、经济参与者创造力和文化特征。Kuhlmann和Arnold(2001)建立了一个经典国家创新系统模型,该模型主要关注特定环境中的两个子系统(产业系统、教育研究系统),并通过中介组织联系起来。这些子系统彼此影响,并影响需求、基础设施和环境。

我国曾在16年国务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包括建设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完善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保护创新的法律制度等。

我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在政府制度引领下产学研主体突破创新的新生态,在自主可控、新经济等创新产业发展紧迫性强化背景下,研究新型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投资价值。

2 海外经验:发达经济体如何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发达经济体具备较为成熟的NIS建设经验,从共性规律看,NIS包括整体规划、协调结构、激励环境(高R&D、财税减免、产学研合作等)。美国作为“全球创新标杆”NIS最为典型,具体包括财税支持、科研机构空间布局、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对我国新型NIS建设具备较高借鉴意义。

2.1  发达经济体NIS建设的共性规律比较

海外发达经济体NIS建设经验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构建新型NIS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我们选取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色列五个发达国家经济体,从整体规划、协调结构、激励环境三大维度归纳NIS共性规律:

整体规划维度:1)发布顶层设计纲要及配套政策。比如09年美国《美国创新战略》、韩国06年《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方案》等。部分战略性新兴领域(如军工、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及话语权,需要专项配套文件。2)重点科创领域具备国家特色。国家间存在差异化的技术比较优势,主攻并深化优势技术产业能在国际分工上占据制高点,如美国的IT、韩国的半导体、日本的机器人、以色列的人工智能等。

协调机构维度:1)协调机构多为政府实权机构。如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由白宫和联邦管理,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是政府决策机构。亚洲后发国家把协调机构置于最高位置,比如日韩由国家最高 领导 人统帅。2)下属机构分工明确。国家创新体系高复杂性需设置职能明确的下属机构,比如美国第二层级涉及教育部、商务部等11个部门;以色列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设在科技、经济等13个部门中用来组织协商。

激励环境:1)R&D高投入。国家研发投入与创新驱动有直接关联,比如韩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在2014年就高达4.29%。2)财政税收减免是关键手段。创新经济风险大,盈利前景并不明朗,需要国家税收激励向科创倾斜,美国政府早在1988年颁布国内税收法,企业研究费用可按20%抵税;3)财政资金支持。创新企业经营初期需大量资金垫付,海外国家均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支持,包括设立基金、发放补助、低息贷款等途径。4)完备的成果转化机制。把科创研究转化为经济驱动力有多种操作方法,如产学结合、技术市场、奖励机制等。其中产学结合是最常用的手段,通过促进高校研究所和企业互动,把科研成果实体化,具体存在园区、产业基地、国家实验室等多种形式。

2.2 美国NIS案例借鉴:财税、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等全方位支持科创

美国是全球经济体创新的标杆,创新同样是美国国家竞争力的体现。虽然市场成为决定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采用政府引导、全社会协调配合的创新体系,通过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案与发展计划为保障,调动社会、研究所、高校各方资源投入科技创新,实现资金、人才、社会资源等多方联动,具体体现在财税支持、科研机构空间布局、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1)财政高额投入研发,税收减免变相激励科创

财政投入方面,联邦政府持久拨出高额财政资金用于科技研发,包括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尖端科技、军用技术和前沿共性技术、人才与人力资源的提质保量等。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上国防相关R&D支出所占比重一直很高,长期保持在50%以上,但并没有成立垄断军企,而是鼓励民企公平竞争国防研发项目,在实现军民融合基础上带动了电子、通信、IT等基础研究扩展。此外,部分州政府还制定了计划用于支持风险投资,比如小型企业创新研发(SBIR)计划要求政府为小型企业提供科研补助金。

税收减免方面,1986年美国制定了“国内税收法”,规定机构从事研发活动经费同比出现增加,则获得相当于新增值20%的退税。此外,支持基础性科学研究高校、非营利机构等享受免税待遇。

2)空间布局联邦实验室、创新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加速技术转移

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前沿技术创新的源头,美国科研机构类型主要包括联邦实验室、创新研究所、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其他非营利组织研究机构这四类,其中:1)联邦实验室通常支持任务导向研究,如国防、卫生保健等。根据NSF统计,联邦实验室承担了美国基础研究18%、应用研究16%和技术开发13%工作。美国能源部下属的17个国家实验室是典型代表,2015年年底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经费总量高达138亿美元。2)12年3月,奥巴马政府提出政府出资10亿美元在10年内创建1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目的是促进产学研合作投资,原则上每家研究所得到政府资助7000万美元以上,其他机构以大于1:1比例提供配套资金。目前已经设立的制造业创新研究所涉及电力电子、增材、数字制造、金属制造、清洁能源制造等。

3)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专利技术输出

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起源于美国宪法,专利和商标权由商务部专利商标局(PTO)管辖、版权由国会图书馆管辖,相关法律配套体系完备。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高科技专利数全面领先,对外贸易重点转向专利技术和产品输出。

3 推演新型国家创新体系“三分法”,厘清A股产业政策信号

A股科创范式之一是为了更清晰地把握“新时代”科创政策脉络。可以沿着NIS找到政策提振A股风险偏好发力点,提前布局相关产业/主题投资机会。

参考海外发达经济体NIS建设经验,我国新型NIS可以拆成如下“三分法”:1)政策体系,包括顶层规划及配套文件、财税优惠等路径;2)资金体系,包括政府R&D经费支出、政府引导基金(国家大基金)等路径;3)基础设施体系,包括知识产权、国家实验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级科技孵化器、产业基地等路径。

3.1  政策体系:顶层规划日臻完善、财税优惠向科创倾斜

1)顶层科创规划及配套文件日臻完善

顶层设计及配套文件是政府推进科创产业政策的先行途径,为项目实操层面提供政策依据,政策文件体系通常划分为以下部分:1)NIS顶层规划纲要进行全方位部署。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整体布局,具体包括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强化基础研究、优化空间布局、深化军民融合等路径。2)全国高级别会议报告释放信号(十九大、两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比如十九大报告透露出我国NIS将重点向先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国防科技等)发力。3)各部委配套文件提供实操层面具体化建议。比如《关于发挥民间投资作用 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指导意见》提出撬动民间资本力量的具体方针(建设知识产权联盟、投融资体制改革、财税优惠等)。4)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方面更为细化文件为NIS实施护航。比如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有关工作办法(试行)》等。

2)财税优惠从成本端扶植高新技术企业

从海外经验看,创新经济风险大、盈利前景不明朗特征下,需要国家从成本端税收激励方面向科创倾斜。对我国而言,科创领域减税降费是供给侧改革“降成本”叠加“补短板”的重要手段,根据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减税方面重点涉及制造业(增值税税率5月1日起由17%下调至16%),具体路径包括“改革完善增值税,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根据国家税务总局7月17日最新数据,今年1-5月全国税务部门为高新技术企业减税2886亿元,同比增长46%,成效显著。此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披露,此次深化税改制造业最为受益,改革首月,制造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52万户,与税率调整前相比,整体实现净减税141亿元,减税幅度8.77%,减税金额占到所有行业减税总额的40.7%。

3.2  资金体系:R&D投入加码、政府引导基金化运作

1)R&D投入加码,需更加注重基础研究

高研发投入是保持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驱动力,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年全社会R&D/GDP预计提高至2.5%。根据Wind统计,2017年我国研发费用经费投入总量为1.75万亿元,同比增长11.63%,占GDP比重为2.1%,距离美国R&D/GDP比重长期保持在2.5%以上具有较大差距,考虑到我国总经济规模约为美国60%,再加上研发质量等因素,我国与美国研发这一指标上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因此,我国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弯道超车”抢占国际分工制高点,加大研发投入是确定性趋势。2016年,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最大的亮点在于“研发核算GDP”,充分体现国家创新导向。

此外,05年以来,随着全国R&D经费快速增长,研究机构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活动三块经费规模也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从结构上来看,试验发展活动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16年试验发展活动占比高达56.7%,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仅14.9%和28.4%。借鉴美国NIS经验,联邦政府非常注重基础研究投入,企业申请的科学基础专利约70%来自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06年2月2日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的“美国竞争力计划:在创新中领导世界”中特别强调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加倍。因此,伴随我国产学研合作深化,基础研究投入未来增量空间巨大。

2)政府引导基金撬动多元化社会资本

根据国务院《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官方定义,政府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其宗旨是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支持科创企业。根据清科统计,2008-2017年,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增加1697只,目标设立总规模增加14783.35亿美元;2017年单支产业基金体量进一步扩张,平均目标规模达到25.81亿美元,是2013年的9.6倍。

从结构上看,根据CVSource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目标规模百亿以上的引导基金共45只,披露总目标规模为1.27万亿元,其中国家级基金共5只,规模最大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目标规模1387.2亿元,目前,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正在进行第二期资金募集,目标预计募集1500-2000亿元,预计出资人主要包括中央财政、国有企业、地方政府。

从基金运作趋势上看,根据CVSource,未来政府引导基金主要有以下几点新的变化:1)模式上更加市场化。以前政府更多地承担管理人角色,比如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以有限合伙制方式运作,首期由省财政出资50亿元,成立基金管理办公室。未来可能采用委托外部基金管理等新模式。2)投资标的上放宽地域限制。3)与基金小镇配套运作。

3.3   基础设施体系: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产学研融合打造空间载体

1)知识产权创造、保护、效益、服务多方位稳步前进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10年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为218.3(以2010年为100),比上年增长9.0%,保持较高增速,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渐缩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创造发展水平持续提升,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网,我国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07年9.6万件提升到2017年的135.6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从235.3万件提升到1492万件。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网,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由2007年的0.5455万件上升到2017年的5.1万件,审案件量由2.2万件扩大到20万件。

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开始显现,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网,我国专利转让数量从2007年的3.4万件上升到2017年的39.93万件。

知识产权服务环境进一步优化,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网,我国专利代理机构数量由2007年的648家上升到2017年的1824家,商标代理机构数量由3352家上升到22318家。

按照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制度安排,下一步实施科创知识产权重点工作包括:1)研究“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2)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材料、生物医药、物联网、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实施一批产业规划类和企业运营类专利导航项目;3)加强国防知识产权保护。

2)产学研融合打造空间布局:国家实验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

国家实验室夯实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试点国家实验室在基础科学前沿探索和解决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需求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根据18年6月科技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到2020年实验室总量保持在700个左右,其中学科类300个左右,企业类270个左右,省部共建类70个左右。前沿科创方向布局包括深海深空深地探测、物联网、纳米科技、人工智能、极端制造等。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融合产学研主体专攻关键共性技术。《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0按重点形成15家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力争到2025年形成40家左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与美国制造业创新研究所非常相似,目的是集中解决产业链关键共性技术,包括专用设备、材料、工艺等环节。目前共设立动力电池、增材制造、信息光电子、机器人、印刷及柔性显示、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7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器通过为新创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降低创业风险和成本。根据Wind,2016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当年毕业企业数达到7942家,同比增长约25%。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形式上呈现多元化特征,不仅有综合性的创业中心,近年来还发展了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海外创业园等。

产业基地营造优越的局部政策环境,并形成良好的研发、生产、通信及工作生活环境,能够将有限资金和人力资源集中,构成产业化基地和企业群体,产生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以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为例,由工信部牵头认定分批开展,规定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认定条件包括产业集聚区军民结合特色产品产值比重超过70%、产业集聚区内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不低于4%。整体上看,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的东中西部分布均衡,其中东部有基地11个、中部有基地9个、西部有基地12个。

4 跟踪“三分法”系列指标,筛选A股高成长板块

A股科创范式之二为“自上而下”式筛选A股高成长科创领域提供新的方法,可以跟踪NIS系列指标寻找A股自主可控、新经济等产业/主题发力点,重构成长板块。

根据“三分法”划分,新型NIS值得跟踪的系列指标如下:1)政策体系,包括战略新兴产业景气度(国家信息中心定期披露)、政策强度(政策文件发布频次、领导 人讲话/重要会议提及频次)、税收优惠力度等;2)资金体系,包括R&D内部经费支出金额(大中型国有企业)、政府引导基金(国家大基金)投向等;3)基础设施体系,包括有效发明专利数、知识产权技术合同成交额、产学研空间载体重点产业方向等。

综合“三分法”系列筛选指标可以寻找我国“自上而下”真实推进的创新方向,筛选结果并按照国家创新动力(参照表9)分档排序如下:1)第一档:计算机、生物医疗,重点细分领域包括计算机软件、大数据、AI、化药制造等;2)第二档:军工、电子、通信、汽车,重点细分领域包括航空航天、集成电路、5G、新能车等。

4.1 政策体系跟踪指标——战新产业景气度、政策强度、税收优惠力度

战略新兴产业景气度: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是我国“十二五”期间产业变革主力,“十三五”战略新兴产业边际扩围(数字创意、5G、柔性显示等)将体现更高政策扶持力度,2020年战兴产业增加值GDP占比目标15%。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披露的战略新兴产业景气指数可以观察国家战略推动下中观层面产业动力,从18年Q1数据看,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类指数明显回升前提下,生物产业保持较强景气区间,其中,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造实现结构性高速增长。

政策强度:从政策导向来看,自主可控、核心技术方面政府大力支持及领导 人关心的重点产业包括集成电路、信息安全等;新经济方面政府鼓励“独角兽”企业上市,支持智能制造、生物医学、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企业IPO实行即报即审。政策强度量化指标可以体现为政策文件发布频次、领导 人讲话/重要会议提及频次等,通过搜集“近3年全国两会+18年地方两会+十九大”报告产业频次,计算之和,可以发现大数据、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互联网/互联网+、生物医药等提及频率较高,间接反映出未来配套政策重点发力方向。

税收优惠力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披露,此次深化税改制造业最为受益,首月减税金额占到所有行业减税总额的40.7%。从细分领域受益程度来看,根据广发宏观组《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特征:一个分析框架》测算,增值税优惠力度居前的计算机通讯、汽车制造、化学制品、电气器材等行业,也就是增加值规模最大、对经济总量贡献最为突出的行业。

4.2 资金体系跟踪指标——R&D内部经费支出、政府引导基金投向跟踪

R&D内部经费支出:国企是政府推动创新(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参与主体,大中型国企R&D经费支出金额占比能够反映国家大致资金研发投向。根据Wind,2016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R&D经费内部支出达到317.89亿元,占其他创新行业比重为53%;从二级细分领域看,通信设备制造、飞机制造R&D经费内部支出较高,分别为128.84亿元和118.74亿元。此外,相比15年,R&D经费内部支出同比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为计算机零部件制造,同比143%。

政府引导基金投向:政府引导/产业投资基金旨在撬动多元化社会资本支持核心科技:1)根据投中研究院,2016年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方向以医疗健康、人工智能、TMT等新经济产业为主;2)2014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一期)设立,根据Ofweek,大基金一期实际募集资金1387亿元,其中集成电路制造环节投资占比最高,高达63%。

4.3  基础设施体系跟踪指标——知识产权强度、产学研空间载体科研方向

知识产权强度:评价知识产权强度包括:创造、保护、效益、服务等多项领域,其中:1)涉及知识产权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情况能够真实反映我国具备知识产权技术转移效果,根据科技部,2016年全国涉及知识产权的技术合同成交141076项,成交额5056.13亿元,占全国成交技术总项数和成交总额的44.03%和44.32%,其中计算机软件占据绝对比重。2)大中型国企有效发明专利数能够直接反应政府引导下知识产权创造力,其中,2016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有效发明专利数最多,占比高达86%,从二级细分领域看,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占比最高。

产学研空间载体科研方向:产学研空间载体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其中:1)国家实验室大多依托高校、企业、省部共建进行基础科学研究,截至2016年底,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254个,试点国家实验室7个。25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8个领域,其中,地球科学、工程科学、生物科学领域占比较多,比重分别为17%、17%和16%。2)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致力于《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进行关键共性核心技术攻坚,从目前目前已设立7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来看,涵盖动力电池、增材制造、信息光电子、机器人、印刷及柔性显示、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领域。3)产业基地数量增长、科技活动经费增长能够反映实际运行进度。以软件产业基地为例,根据Wind,软件产业基地数量和科技活动经费规模逐渐扩张,其中2016年经费筹集总额3357亿元,同比增长32.8%;经费支出总额2975亿元,同比增长24.4%。此外,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是深化军民融合、推动国防科技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载体,根据军民结合推进司统计,当前基地主导产业主要覆盖航天、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细分领域。